新生代农民工和父辈差别竟然这么大，看完你就懂了
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时隔十年，记者将出生年份加以顺延，以199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作为新的新生代农民工。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力量，他们有着不同于父辈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工作状态和劳动目标。站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关口，我们展望未来，走近珠三角地区建筑、制衣、外卖等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了解他们的现状和期盼。
追求技能提升，想当“常青树”
中建三局深业世纪山谷花园项目部的工人周丛庆在施工现场见到的农民工大多年龄已达四五十岁，“年轻人不愿意到这来，他们觉得在工地干活吃的是青春饭，光卖力气，路越走越窄，老了就干不动。”
周丛庆的话说到了罗俊才的心坎里。罗俊才来自广东揭阳，1991年出生，2015年刚参加工作时，他进了家乡的一家制衣厂，学习电脑绣花。因着潮汕人爱经商的习性，学有小成的罗俊才跟一些制衣厂谈合作，开始承包绣花业务。但没料到，他的业务开销多，收益少，入不敷出。
2017年，罗俊才进入了揭阳的建筑工地干活，一开始，他干的活又多又杂，包括搬运、电钻、打混泥土等。时间久了，他喜欢水电管线搭设的工作，“因为有些技术含量，属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有赚头。”
在建筑工地干了一些年头，罗俊才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学好水电管线搭设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拥有承包相关工作的能力。”为此，他跟着老师傅苦练实操。“没有技能培训，我看不懂图纸，无法独立完成施工任务。”罗俊才很苦恼，他期盼，除了岗前培训，公司能够推出系统性培训课程，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员工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和技能。
对于父辈农民工来说，收入较高的建筑业、门槛较低的制造业都是不错的就业选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相同的行业里却有不同的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攒一笔钱就回老家，想当“常青树”，在职场一直干下去，买房安居，融入城市生活。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信息员石海媚就是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她想在广州买一套房子，扎根城市，成为城里人。
▲石海媚在国光电器有限公司一待就是12年 许接英/摄
石海媚来自广西平南，1990年出生，今年31岁，2009年4月底入职国光电器有限公司生产部门，12年里，石海媚认识了同厂打工的丈夫，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石海媚觉得，工厂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她坚守下来的重要原因。在工厂，她是生产信息员，丈夫是仓储主任，两人在事业上互相照应，一起成长进步。最令她高兴的是，在公司工会帮助下，她的孩子就近入读了广州的公立学校，“外来农民工的一大心病就是孩子入学难问题，公司帮助我们解决了。”
如今，像石海媚这样能安心在同一家制造企业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90后并不常见。社会的多元发展，让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多择业空间，单调机械的工厂生活往往成为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拥有更多元的生活选择
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依托线上平台的新兴职业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偏爱。共青团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去年曾对辖区内12家外卖、快递企业的青年展开就业情况调研。调研显示，32.14%的快递、外卖行业青年曾在工厂从事制造业相关工作，但对于今后再入厂工作普遍兴趣不高。这折射出互联网共享经济浪潮下劳动力从制造业分流到服务业的现状。
▲周意（左）送外卖 林婷玉/摄
周意是一名退伍的95后，有着军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后浪”不服输的干劲。2017年，他入职饿了么加盟商（广东野马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外卖骑手。“这个行业多劳多得，骑手跑多少单算多少工资，靠时间去熬。”
在任职骑手的第一个月里，周意凭借勤奋和努力送了800单，第二个月，他送了1200多单，稳坐配送站当月成交量第一。短短三年时间，他从一线骑手晋升为管理层，负责公司运营、行政、后勤、培训、财务等工作。
努力和勤奋给周意带来稳定的收入，他买了车、买了房。但是，他还是苦恼：“学历不高，继续晋升的限制太多。”为此，他求助公司工会，主动报名参与学历提升项目，还鼓励、带动同事参与。“希望公司和社会给我们多一些机会，我们都有上进心，都想成长。”
和周意一样，不满足于现状的还有肖育晔。2016年，20岁的肖育晔进入广东东莞一家毛织厂工作。“在毛织厂工作时，我每天工时12至14个小时，没有时间和外界交流，人生似乎被圈固在工厂附近十公里范围内。”两年后，他入职广东中山某积木培训机构，在前台工作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几个月后成为积木培训老师。去年，他买了一辆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做滴滴司机，每月能增加一笔收入。
▲肖育晔做起了滴滴司机 段松连/摄
“走出来，换种活法”是肖育晔离开老家农村进入城市的目标，他说，不想再像父母亲一样为了打工而打工。现在，他有时间看电影，能和朋友聚会，还能找机会提升自己。“生活开始变得多元起来，未来几年想要实现‘三个一’目标，考一个文凭，买一套房，谈一个女朋友。”
“短工化”的困境需要更多保障
农民工群体的职业特点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这在新生代农民工里更为突出。他们从事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频繁跳槽更换工作，但工资总在低水平徘徊。典型的例子是从事日结工资的制衣工人。
每年春天是制衣行业的开工旺季，在广东广州制衣厂林立的康乐村、大塘村一带，应聘的制衣工人比比皆是。黄先生今年27岁，春节过后，他从湖北老家来到大塘村找工作，现在利杰欣制衣厂做冚车工。
▲黄先生更偏爱做临时工 叶灿辉/摄
“城乡发展有差距，大城市机会更多，工作更好找，工资水平也更高。”黄先生说，在广州的制衣厂，只要肯干，月薪破万并不是难事。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黄先生渴望更多的自由掌控时间。在制衣厂，他只做临时工，做一天结一天工资。“临时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时间，更自由更灵活。”这样的工作方式也曾让他的家人质疑其“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但黄先生认为：“现在社会机会更多，只要有技能，不愁找不到工作。”
黄先生分享了他的择业观：“老一辈的农民工只要工资高，再辛苦都能熬，我们这一代农民工更看重职业发展以及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我们还希望工厂可以倾听我们的心声。”
对于未来，他希望着社保待遇能真正覆盖到所有工人，“希望社保政策能因势而变，扩大覆盖面，让我们这些临时工也能老有所养。”
来源：南方工报
统筹：全媒体记者马大为
执行：全媒体记者段松连 许接英 叶灿辉 林婷玉 马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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